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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专程来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闽西革命老区，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会议之余，习近平参观了古田会议会址、纪念馆，瞻仰毛主席纪念园，同老红军、军烈属代表座谈，并和基层官兵同吃“红军饭”。 金寨县党性教育基地

2015年一年间，习近平共走访3个革命老区，分别是陕西延安、陕西照金和贵州遵义。陕甘宁革命老区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 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在遵义，习近平直奔红军山烈士陵园，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在观看纪念碑浮雕时，追忆红军浴血奋战的历史，而驻足于“突破乌江天险”浮雕前时，习近平感慨红军奋战的艰险和不易。 温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2016年，习近平探访革命圣地的脚步仍在继续，年初，习近平走进井冈山。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习近平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参观茅坪八角楼革命旧址群。 南京党员教育活动

2015年2月，在羊年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又一次来到陕西，在陕甘宁革命老区召开的脱贫致富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老区和老区人民的这些牺牲和贡献，继承和发扬老区和老区人民的光荣传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红色教育活动方案

对此，习近平强调，“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艰苦奋斗来创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徐州市党性教育基地

一年之后，同样是在春节前夕，习近平到江西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部队。 淮北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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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习近平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如是说。 党员教育

站在《复兴之路》展览前，习近平曾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中国梦。” 嘉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回首过去，我们全党的同志要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我们审视现代，全党同志都要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合肥市党性教育基地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习近平说。 南京红色培训中心

重视历史、学习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在学习和借鉴历史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有力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动力。 绍兴市党性教育基地

文化自信，就是对于自我文化效能的确认感。大凡行为主体都有一定的文化，也都有预定的行为目标。当一个行为主体求实地认定自身拥有的文化能够保障实现预定目标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自信。近年来，我们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说要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拥有的文化是先进的，是世间罕有的好东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南京红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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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党和人民拥有哪些文化呢？一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有益文化；一种是我们党和人民创造的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这两种文化虽然不同，但在发挥效能时，却并非彼此孤立的二元存在，而是统一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实践之中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党和人民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因此，可以说，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红色文化的自信，或者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干部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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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深沉的自信，我们的先人们才能够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外来文化，以从容的态度改造外来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我们引为自豪的光辉范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先人们的那种文化自信，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会三分明月少其一。南京红色教育基地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趋没落，在文化上也日趋腐朽。为了维护反动统治，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头来，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上百年的文化危机。危机的根本标志就是丧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负，即过高估计封建主义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现为既抱残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变法求新图强的呼声，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虽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赞成变法或实施新政的姿态，但骨子里依然顽固地抱定“纲常名教，亘古为昭”“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过低估计中华传统文化的实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由自信转为他信。在这方面，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他虽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芜湖市党性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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